文化巨匠的出现，离不开世界文化的横向交流和传统文化的纵向发展。目前，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确实存在。继承传统文化必须造就有生命力的载体——人。要规定作为中国人必须具备的起码的传统文化素质教育水准，奖励和支持传统文化的传习者。
记者：您最近提出“纵横坐标系”的观点，认为时代文化巨匠的出现离不开传统文化，是否能再解释一下？
舒乙：时代文化巨匠的出现，离不开世界文化的横向交流和传统文化的纵向发展。我把它们比作纵横两个方向的坐标系，时代巨匠就出现在抛物线的顶点上。例如鲁迅、茅盾、老舍、曹禺等巨匠，或者被称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无一不是从旧营垒中来，却又洞察世界文化走向，谙熟外语，他们自身的传统文化功底，足以与古人媲美，却远远让后人望尘莫及。只在单一方向上发展的，称不上是巨匠。近半个世纪以来，虽涌现出了不少杰出的人才，但罕有与上一代文化巨匠相比拟者，原因即在于此。传统文化功底的薄弱，制约了我们对世界文化的消化与吸收，以致往往落得个模仿和追随而已。
记者：您认为传统文化存在危机，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
舒乙：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确实存在，这并非危言耸听。危机的表现主要是后继乏人。乏人的原因有二：一是传统文化的地位仍不明确。我这里所讲的传统文化，包括先秦以来文史哲综合一体的传统思想及其导引下形成的一切文化艺术和习俗观念。这些东西，一度被看作陈腐落后，至今仍有人视为不合时宜。这种偏见来自本世纪之初。当时中国贫弱不堪，受到列强欺辱，志士仁人奋起救亡图存。情急之下，不少东西被视为包袱。鲁迅就曾劝青年人，中国的书，一个字都不要读。此话有其背景，有其当时的合理性，但决非可以超越时空的永恒真理。如今中国已经真正站起来了，中国与世界强国重新回到了平等对话的起跑线上，我们的心态应调整一下，冷静下来，认真对待祖先的文化遗产，给它们以应有的地位。否则，年轻人便不会去学一种不受尊重的文化。
二是传统文化受到经济大潮的冲击。在古代，传统文化是为造就社会栋梁铺路的，是当时的显学。而如今的显学，是经济、法律、工程、医药等等，学出来工作稳定，挣钱多。家长希望子女走后一条路，也是可以理解的。尽管我们认为，一个民族，总不能都朝钱眼里钻，总要有一些人为民族在传统文化方面做出奉献。但是，如果传统文化传习者的待遇总是远远比不上显学者，要说服家长和年轻人便很难。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长期存在，传统文化后继乏人不可避免，存亡续绝局面严重。
记者：那么，如何才能扭转这一局面？
舒乙：继承传统文化必须造就有生命力的载体。多年来，国家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投入巨资、动员了众多的人力，取得的成果也是辉煌的。但是，书毕竟是死的，需要活人来读。要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解决谁来读的问题。把这些死书真正读到活人的肚子里，才算是找到了最好的载体，有生命力的载体，才能真正解决继承和弘扬的问题。
要造就有生命力的载体，首先是国家应把继承传统文化具体化，规定作为中国人必须具备的起码的传统文化素质教育水准。这应该成为一项国策。达此水准为荣，悖此水准为耻。熟习传统文化的学者应受到尊重。如果这一点可以落实，传习者就不仅可以受到尊重，而且可以就业，可以得到合理的待遇。
其次，国家或社会力量应设立相应基金，奖励和支持传统文化的传习者。
与此同时，我们正积极联系世界各国对熟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双语人才的需要，走向世界，将是刺激国内重视的重要因素。至于传习者从何而来？切入点是教育。不要期望传习者会从地下突然涌现出来。从现在开始，用十年的功夫，从娃娃抓起，培养造就一批功底深厚的传统文化传习者，是当务之急。
记者：听说您要从自己做起，有什么具体筹措？有困难吗？
舒乙：从1992年开始，我和王志远、刘荫芳、李家振等几位学者同仁为推进传统文化素质教育四处奔走呼吁，并得到赵朴初、叶至善、梁衡诸位先生的鼎力支持，至今已6年。近2年，我们转入了从小学中学扎扎实实办起的实践。目前，经北京市教委批准，我们开办了“北京市圣陶学校”，在确保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之上，以传统文化素质教育为特色，培养一代融通古今、学贯中西、面向未来的新世纪中国人。圣陶学校有国家承认的正式学历，有优秀的师资，有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武术瑜珈等传统文化的特色，也有外语、电脑等现代技能。这所学校将为开辟21世纪新型民族教育做些尝试。前一段接受与洪水搏斗9小时的小江珊和她姐姐就读的，就是圣陶学校。
至于困难，我们目前求贤若渴，“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希望遍布于祖国各地的志同道合的教育工作者，为此民族大业与我们共襄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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